“英雄者，国之干。”尊尚英雄是人类一种最深沉的情感，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。岁月的长河里，无数英烈前仆后继，为争取民族独立、实现国家富强、促进世界和平而英勇献身，他们以鲜血浇灌理想，用生命捍卫信仰，构筑起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。这其中，也不乏统一战线英烈的身姿。即日起，“统战新语”推出“为了民族复兴•统战英烈”专栏，陆续刊载在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中，统一战线英烈人物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和毕生奋斗的崇高精神，共同营造纪念、缅怀、崇尚、学习英烈的浩然正气和浓厚氛围。
杜斌丞（1888-1947），原名丕功，字斌丞，陕西省米脂县人。伟大的爱国主义者,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，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。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（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），1945年当选民盟第一届中央常委，民盟西北总支部创始人。一生追求进步、追求真理、坚持革命，1947年10月7日在西安玉祥门外英勇就义，终年60岁。1948年10月，毛泽东为其题词：“为人民而死，虽死犹生”。
杜斌丞1913年夏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习，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。1917年毕业后，在陕西榆林从事了10多年的教育工作。他增设新课程、传播新思想，提倡科学民主，改革教育制度，倡议和支持兴办了米脂三民中学、榆林女子师范、绥德师范、延安中学等，聘请李子洲、魏野畴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任教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，鼓励学生为国效力，培养出刘志丹、谢子长等一批优秀人才，开创了陕北教育史上的一代新风，使现代知识、进步思想，特别是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西北传播。周恩来同志称他是一位“革命的教育家”。在与中共陕甘区委负责人李子洲、魏野畴的交往中，他的思想也越来越倾向革命。
1922年至1924年，杨虎城率部驻防陕北后，与杜斌丞接触颇多，结为密友，杜斌丞还将魏野畴介绍给杨虎城，使杨虎城坚定了革命信念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。1927年2月，为寻求革命真理，他到西安、武汉、南京、上海、北京等地考察国内政情，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大众的崛起，而人民大众的崛起，全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。
1930年冬,杨虎城主政陕西后，杜斌丞回西安任杨虎城高级参议和省政府参议，后又任陕西省清乡局局长。曾设法营救刘志丹、刘澜涛、张德生等共产党人，资助陕甘游击队枪弹、军服等物资，他在西安的住所，也成了共产党人的掩蔽部和避难所。在杜斌丞的影响下，当时陕西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相对环境比较宽裕，尤其是在教育领域。
1931年"九一八"事变后，杜斌丞提出回汉一家，陕甘一体，打通新疆，结好苏联，抗日救国的西北大联合主张，并佐助杨虎城平定甘肃，出任秘书长，执掌政务。1933年，建议杨虎城联共反蒋抗日，并多方努力，达成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“互不侵犯，共同反蒋”的协议，中共代表武志平盛赞杜斌丞是“一位非党的布尔什维克”。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，又是在杜斌丞联络下，杨虎城部与中央红军建立联系、达成互不侵犯协议。1936年10月，蒋介石抵陕，督促张学良、杨虎城加紧时间围剿陕北红军。张、杨二人多次劝谏无果后于12月12日实施“兵谏”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，其中有杜斌丞的积极促进。事变后他接任改组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，参与起草张、杨的"八项主张"，并任红军、东北军、西北军三方联合办公厅西北军代表，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多方奔走。
1938年秋，他被国民党免去省政府秘书长职。1940年，他以“通共”嫌疑遭受搜查，此后即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关系，决心专心致志投入抗日民主运动。也就在这一年他读到毛泽东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后，兴奋地说：“这一来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道路了！”
1942年，杜斌丞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，1944年参与筹建并主持民盟西北总支部，提出"亲苏、友共、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"的政治纲领，使西北民主运动配合全国民主运动有计划地广泛展开；并同杨明轩等促成《秦风日报》和《工商日报》出联合版（简称《秦风报》），使之成为西北民盟机关报。1945年2月，民盟西北总支部正式成立，杜斌丞任主任委员，他提出发展盟员的条件是“不反苏、不反共、不反人民”，到年底，西北民盟发展盟员近千人，在陕西的27个县市和甘肃、宁夏等地都建立了组织。杜斌丞时常教育盟员们：“西北民盟惟一有利的条件，是与中共中央所在的延安接近，可以得到友党有力的协助；我们必须坚决地依靠中共，并在工作上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，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。”同年10月，他在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。1946年1月，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身份赴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（史称“旧政协”）。
政协会后许多朋友出于安全考虑，劝他暂不回陕。杜斌丞认为陕人回陕作用更大，誓为发展西北民主运动奋斗到底。1946年2月，他回陕主持民盟西北总支部工作，并以民盟中央常委名义在《秦风日报•工商日报联合版》（简称《秦风报》）发表公开讲话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一党专政的阴谋，要求当局释放张学良、杨虎城, 实施民主宪政，宣布自己誓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、结束一党专政斗争到底。这番话，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，西北民主运动蓬勃发展，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对他的仇视忌恨。1946年4、5月间，盟员王任被枪杀、李敷仁遭暗杀未死，民盟西北总支部机关报《秦风报》报社被彻底捣毁，是为“西安血案”，杜斌丞拒绝了朋友们的劝说，他说：“我在危难时绝不求一身之安全，置诸同志于不顾”，留在西安坚持斗争,发表《为特务捣毁本报谨向社会控诉》的社论，公开揭露国民党全面反对民主的阴谋。
1947年3月3月20日，国民党攻占延安的第二天，胡宗南以吸食鸦片、贩卖烟土、策动三十八军起义等莫须有的罪名，悍然将杜斌丞、王菊人等人逮捕。杜斌丞在狱中受尽百般折磨，视死如归，他说：“叫胡宗南把我枪毙了吧！我没有什么可说的。”在最后的遗书中，他说："每思三十年来，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，反动诬陷，早在意中；个人死生，已置度外。彼独裁暴力，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，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，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。"10月6日，国民党南京政府电令胡宗南对杜“即行处理，以免后患”，7日凌晨，杜斌丞被枪杀于西安玉祥门外，时年59岁。
1952年12月1日，杜斌丞遗体安葬入西安南郊烈士陵园。
